
邓小平曾言,若没有毛主席,我们将不得不在黑暗中漫长摸索。然而,我欲表达的是,在没有毛主席的情况下,红军在长征途中必将遭到蒋介石沉重的兵围,注定会面临彻底失败。若参照苏联的革命经验,中国共产党将饱受挫折,付出血的代价。
一九八零年八月,北京的热气还没退。民族饭店正在改建,楼道里有灰,墙边堆着材料,外国客人多半嫌闷。法拉奇偏住进一间没有空调的小屋,关起门来准备问题。她不是来闲聊的。
这个意大利《晚邮报》女记者,早采访过基辛格、西哈努克亲王、梅厄夫人、阿拉法特、霍梅尼,问话像刀,写稿也不客气。她喜欢把访谈原样摆出来,又在旁边添上自己的判断。基辛格吃过她的亏,后来还懊恼,说接受她采访,是一生中很糟糕的事。
她想见邓小平,碰过两次壁。门缝是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帮她撬开的。
佩尔蒂尼一九八零年九月要访华,法拉奇同他私交深,能随时通电话,她父亲也和总统熟。她请总统推荐自己,争取独家专访,也给访华先铺一点舆论。八月十八日,她拿到消息后立刻办签证飞北京,躲进民族饭店。三天后,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,她坐在人民大会堂里,面对邓小平。
寒暄没有多久,她就把问题递到最烫的地方: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,会不会永远挂下去?这话听着问画像,其实问的是新时期中国怎样面对毛主席,怎样面对刚走过的那段路。邓小平没有绕。他说,想要保留。过去挂得太多,到处都是,并不严肃,也未必是真尊重。可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,他为中国人民做过的事,不能抹掉。从中国人的感情上讲,这份纪念也不是谁说拿走就能拿走。
这回答不滑,也不硬撑。邓小平承认毛主席犯过错误,尤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,错误不小,党、国家、人民都吃了苦,家长作风也让政治生活出了毛病。可他把分寸按住:功绩是主位,错误是副位。一个国家的来路,不是旧账本,不能一生气就撕掉几页。年轻的中国正在转身,脚底下还踩着旧路留下的石子,疼,也不能装作没走过。
法拉奇不肯停。她说,西方人看不明白,中国人谈到那几个人时,嘴上说四个,手却像伸出五根指头。问题贴着毛主席晚年评价往里扎。邓小平把话分开说:毛主席的错误,和那些人的问题,性质不同。毛主席一生大部分时间做了很好的事情,多次把党和国家从危机里拉回来。没有毛主席,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。这个判断不是给谁遮风挡雨,而是在把历史的账一本一本翻清。
这句话放在长征里,才更有重量。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后,红军被迫远行,蒋介石调兵围追堵截,湘江一战血流得太多,队伍差点被打散。遵义会议后,指挥和判断开始转向。四渡赤水、穿插调敌、摆脱围堵,不是地图上几支漂亮箭头,是人在饥饿、寒风、泥水和枪声里抢出来的活路。
若没有从中国实际里长出来的判断,还抱着外来经验照抄,红军很可能被一层层围住,越挣扎越伤筋动骨。苏联道路有苏联的土壤,中国山河太大,乡村太深,敌强我弱的局面太硬,照搬只会多流血。革命不是把别人的方子照着抓药,火候一错,整锅都苦。
法拉奇又问毛主席纪念堂。邓小平讲得直。
二十世纪五十年代,毛主席曾提议身后火化,只留骨灰,不留遗体,不建坟墓,他第一个签名,中央高级干部、全国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,签名册还在。修建纪念堂,确实同毛主席原来的意愿不合。可当时这样做,主要是为了稳定。已经建成,再去改变,社会上会有议论。外面猜中国要毁掉纪念堂,邓小平说,没有这个想法。拆不拆,不只是砖瓦问题,也牵着刚刚平静下来的人心。
原定谈到中午十二点。邓小平平时会见外宾,时间卡得准,到饭点就收。这回多谈了十分钟。他看法拉奇还有问题,笑着说,肚子要闹革命了,改天再谈一次。
法拉奇听了,差点从沙发上弹起来。八月二十三日,第二场谈话接上。
她又抛出一句狠话: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。邓小平大笑,说西方怎么称呼都可以,可把他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,他同赫鲁晓夫打了十年交道,了解这个人。这话里有钉子:中国不会照搬全盘否定斯大林那一套。否定容易,连根拔起也痛快,可一个民族不能靠砸碎记忆来赶路。
第二次谈话结束,邓小平同法拉奇握手,半开玩笑问,考试及格了吧。法拉奇说,精彩极了。访谈后,翻译施燕华到民族饭店帮她整理录音。她看见法拉奇一身黑衣,不停抽烟,一天多不出门,晚饭只有饼干和矿泉水。法拉奇问她吃不吃,施燕华一看,饼干总共两块,便让她自己留着。这个细节挺小,却能看见那场采访的紧绷。
采访录很快分两次全文刊出。
世界从这场对话里听见了中国的口气:评价毛主席,不能抹黑,也不能神化;国家要稳,改革开放要走,经济建设要摆在中心,社会主义道路不改。
人民大会堂那天,锋利的问题一个个砸过来,邓小平没有躲,只把话放稳,像把一只旧茶杯轻轻搁在桌上配资行业门户,响了一下,余音还在。
迎尚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